反转又反转的《满江红》，在悬疑和喜剧之外带来的是一种直击心灵的震撼。这首词的精神内核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关于尽孝道、重承诺、崇尚忠义和正直，而这部电影正是对新主流电影的一次极致尝试。

作者|魏侨、编辑|丁宇

【资料图】

大年初四，春节档进程过半，《满江红》成为了目前位居票房榜首的电影。

在这个长达159分钟的故事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让观众应接不暇，精巧的戏剧结构、紧张的悬疑氛围、爆笑的喜剧桥段与壮怀激昂的主题相得益彰。张艺谋再次展现出惊人的创作力。

《满江红》豆瓣开分8.1分，截至发稿前累计票房已突破15亿。张艺谋说过，他希望能够创作一个有更多人认同、更多人来看，且具备很强的观赏性的电影。现在看来，《满江红》在口碑和市场上的双重表现，都算是达成了这个目标。

张艺谋还提到过另一个目标——做一名“职业导演”。为此，他放过话，只要有优秀的原创剧本，自己的开放性会非常强，什么题材都愿意拍。

《满江红》的原创剧本是由编剧陈宇创作的。这也是继《坚如磐石》《狙击手》之后，张艺谋与陈宇的第三次合作，亦是第二次参与春节档。

2022年，《狙击手》就成为了春节档口碑最佳的影片。这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场戏”的电影，颇有实验意味。

这一次，在《满江红》中，他们又进行了新的尝试。在对古装悬疑喜剧的类型把握和融合上，都可以看出，二人的合作愈发默契，对于商业类型片的把握也越来越娴熟。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极致的设置——一所大宅子和一个时辰——空间和时间都被限定之后，故事和人物的展开就变得有意思起来。而在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这个大的背景下，主角偏偏是两个小人物——小兵张大（沈腾饰）和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这为后面的局中局和多次反转做了铺垫，也令最后结尾的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近日，博客作者对话《满江红》原创剧本作者兼编剧陈宇，听他讲述了故事背后的创作历程。在对话中，我们发现陈宇本身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逻辑清晰、语言生动，将很多概念进行了解读。

编剧陈宇

他也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他和张艺谋导演之间是怎样开始合作的？这样一个悬念迭生的剧本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用《满江红》这首词作为故事的出发点？

陈宇不仅是一名编剧，还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开设电影理论课程，同时也是影视产业的资深从业者。他擅长“高概念情境”的创作方法，“不只是一个提示设定，它应该具备着力量，导向我们的心灵，同时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满江红》即是如此。高概念情景不断升级，最后升华到家国情怀。陈宇认为，这是一次新主流电影上的实践，《满江红》这首词的精神内核是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的。尽孝道、重承诺、崇尚忠义和正直，“这些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我觉得这个就叫做主流价值观。”

以下是陈宇的讲述。

（以下内容涉及部分剧透，如果还没有看电影，建议收藏或转发给看过的朋友，欢迎观影后再来阅读）

从一个宅子开始

《满江红》创作之初，张艺谋导演完全没有框定内容范围，而是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让我到山西太原看一座宅子，说就在这座宅子里拍一个电影。

我去看了那个宅子，把这个宅子捋了一遍，在那个空间里面感受之后，就写了这个故事。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导演一度想用一个镜头把整部电影拍下来，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镜到底。

当时对于拍摄是这样打算的，我们先去宅子里排练，每天演一遍，排练20天，根据排练来调整各个部门的情况。然后开拍，7天拍7遍，挑最好的一遍，然后关机回家。当时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电影很厉害。

早年有《俄罗斯方舟》，近年有《1917》，这些一镜到底的电影都是艺术片，而《满江红》要保证商业片的节奏，这对于剧本创作来说难度非常高。

比如人物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都要掐秒表去计算需要多少时间。人物移动的过程中，戏不能落空，要保持紧张的节拍。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图，人物走到哪个位置、说哪句话都有非常细致精巧的设计。

虽然出于各方面的考量，导演最终放弃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方案，但是我们留下了一个最优秀的遗产，就是这个剧本。它是一个有着高度工艺性、节奏紧凑、力度极强的剧本。我甚至怀疑，这很有可能是导演的高妙设计，最初就没有打算一镜到底，就是想借此逼出这样的一个剧本。

大家都知道，张艺谋导演在很多场合说过，他的创作力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头疼的就是剧本跟不上。所以他一直持续地寻找符合他要求的剧本，甚至放话，他的开放性非常强，什么题材都愿意拍，但是剧本必须要达到他要的艺术水准。

广义的艺术水准，包括：蕴含巨大能量的故事、在拍摄上具备可行性，以及大众能够理解的情感内核。《坚如磐石》这个故事就是他想要的，那次拍摄完成之后，他对我的能力还是有肯定，在合作过程中感到比较默契、顺畅，互相理念也比较接近，他说咱们就再来一次，于是就有了《满江红》的合作。

一般创作一个商业电影或者一个类型电影，我一定要做“高概念情境”，即当所有观众听到这句话时，必须要触发他了解后续故事的欲望。这种设定不只是一个提示，它应该具备力量，导向我们的心灵，同时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创作《满江红》的时候，我就是脑海里想：如果有一帮人到这个大宅子里，要干一个大事，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再出去，这能够到达一种怎样的情节高度？

这个高概念情境具备着统领全片的意义，在这个情境下你要不断地升级。如果故事情节只是单纯的反转，就成了剧本杀式的故事。

而升级是量变的过程，《满江红》一开始是一个查凶手找密信的小事，然后慢慢地发现这个案情牵扯到了更多的人物，上升到了影响家国的大事，这是一个戏剧结构必须完成的。

在升级的过程中，发生了质变，这就是升维。电影里我大致分为三个纬度，第一个纬度是一个普通小兵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个大事件，他要求生存的问题。

到了某个时间节点以后，张大变成了主谋。他要干什么，背后有什么阴谋？这是一个悬疑的命题，大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慢慢发现他是要复仇，要获取秦桧或者身边人的信任。这是第二个维度。

在写复仇这一层的时候，我利用了观众的思维惯性。其实电影里没有一个地方明示他们要去刺杀秦桧，这是观众自己脑补猜测的。最后到秦桧面前了，刀架在他脖子上了，才发现原来他们另有目的。这是第三个维度。

所以《满江红》做到了商业片很难做到的一点——让观众没有一刻走神。事实上，观众也需要一个优秀的故事，有一定复杂程度，信息量大，故事密度高，同时能够跌宕起伏，让人意想不到。观众只要付出认真观看的成本，就能收获叙事上的满足。

每个人物都很聪明

作为一个商业大片，类型一定要清晰，就目前成片来讲，《满江红》是很清晰的悬疑类型，喜剧是作为类型要素加入的。

我很认同导演说的，喜剧是极度依赖演员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在现场去激发优秀演员的创作力。

从文本的层面上，我需要给予他们喜剧情境的基础。因为喜剧不是耍嘴皮子，不能只靠语言的梗或者节奏进行局部的设计。

高级的喜剧是在剧情和情境中间产生的。比如一开始大家都在抢密信，真的抢到眼前了，没有一个人敢看，反而互相推脱，这就属于荒诞喜剧情境。不愿看信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看了就性命不保，这个情境又是融入剧情之中的。

你要构建一个荒诞的喜剧情境，然后演员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去呈现他们个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这样的情境的设计。

实际上，在现场的时候，导演给予了演员非常大的自由度，这些演员都非常认真，无论在剧本阶段还是在表演阶段，都在抠细节、设计喜剧元素。他们之间有一套专属的“黑话”系统，互相激发互相给予，创作氛围很好，现场时不时就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而对于这部电影来说，塑造人物的空间很小，因为不可能拿出一场戏去专门塑造人物。在全篇基本都是情节信息的情况下，要在字里行间完成人物的个性塑造。

导演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是很聪明的，在保自己的命的同时要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我给每个人物都拉出一条动线，理清不同的时期他们的目的和行为，以及背后的逻辑。

不同的人物动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人物在每一个时刻的想法和状态，都要全面考虑。即使某一段只拍其中一个人物，但其他人物的行为和状态也要有的放矢。

对于人物，在写剧本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当剧本完成以后，会拿剧本去跟有意向的演员进行沟通，确认演员后，再根据演员本身的特点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再去做一些突破性的事，实际上这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过程。

在我脑海里最初是会有一些形象上的设计，比如说沈腾扮演的张大，我写的时候联想到的动物是猴。沈腾本身特皮、特油的那种气质非常贴合人物，在电影里张大想办法东拉西扯，连滚带爬地让自己活下去。一开始观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里，这哥们儿太倒霉了，被卷到大事件里，他能不能活下来？

写到易烊千玺扮演的孙均这个角色，我更多的想象是人物类似于一个犬科动物，前期他是一个走狗，后来他是一个挣脱锁链的狼。

当他们化上妆，第一次站到镜头面前，拍摄近景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是我印象中间的那个气质，有点认不出来的感觉，那一刻我感觉到极其震惊。沈腾能够具有某种强大的正剧气场，而千玺，他的年龄感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变成了一个非常凌厉的、凶狠的、成熟的男人。

演员都希望能在原来表演风格的基础上往前进一步，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既要保持他们的基础特质，还要去突破他们表演的边界。所以这点上，不止是他们两个人，包括张译、雷佳音、岳云鹏，都是在做这件事，我觉得都做得挺棒的。

这次主要演员数量不少，但是每个人都活灵活现，有自己很强的特征和个性，这一点挺难得的。

新主流电影

用《满江红》这首词作为故事的出发点，有两个原因。

首先，对于中国人来说，《满江红》应该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词，我第一首会背的词就是它，可能对于大部分人背同样如此；其次，我想要借着电影去解答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能够探寻我们中国人千年以来一直存于民间文化之中的文化基因。

纵观全片，复诵《满江红》是全篇的情绪高点。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情节一定要做到让观众惊讶。首先，当刀架在脖子上，让秦桧念诗的时候，观众才意识到这是在念《满江红》。其次，一个人念不够，要三军一起念，形成山呼海啸的大动态，因此我前面就开始铺垫“传军令”这种方式。

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读出来，内容本身能够唤观众的家国情怀。这其中还包含了那么多人为这首词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让观众产生了同情，加之导演的镜头语言、音乐的烘托，几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与其说电影最后给观众带来的是一般意义的感动，不如说是一种直击心灵的震撼。

在故事结尾，张艺谋导演遇到了一个和20年前拍《英雄》时一样的难题，刺还是不刺？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秦桧不是被刺死的，我们要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是观众的情绪已经累积到这里的时候，作为一个闭环式的结构，秦桧最后必须要刺，观众的情绪才能抒发。

一方面要刺，一方面又不能刺，所以最后替身的设计，是创作时权衡之下的选择。当替身被刺杀了以后，真秦桧出来，其实观众的情绪已经释放了。这时候你再说，在此之前岳飞被认为是反贼，自此以后天下的评判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杀不杀秦桧已经不重要，他活着可能更加生不如死，观众才能接受。如果刺的是真秦桧，他并不知道《满江红》的存在，可能就没有后面的故事。结果最后正好逮了个替身，恰恰就达到了真正的目的。

替身这种设计很简单，但是难点在于需要通过极少的笔墨建立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我们要建构他的一生。他最后说我不想活了，不想再过这样的生不如死的日子了，这个人物也有了活生生的生命。

在电影里你是能看到这个替身的整个心路历程的，从风波亭看到《满江红》这首词，到他最后把这个词念出来的时候，这是他的人生高光时刻。

而《满江红》作为我们每个中国人几乎都会背的一首词，那种精神是根植于血液之中的。就像我们对父母尽孝道、对朋友一诺千金、崇尚忠义正直，这些都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我觉得这个就叫做主流价值观。

在我的眼中，所谓新主流电影就是商业大片和主旋律主题的结合，而且这个主题是我们中国人本身在大众的主流价值观的呈现。这回在《满江红》里，我试图在我理解的那个新主流电影上再去做一次比较极致的实践。实际上，在新主流电影中，导演和编剧的最终目标一致，那就是讲好故事。

我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这种规模的商业大片，工艺难度是极高的，有许多维度的需求和要素影响着创作决策。无论是空间和各种要素的平衡，还是商业属性、大众属性以及艺术形态之间的融合，都是很锻炼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受教，获得了很多心得。

目前我在准备和他下一部作品的合作，我也会考虑拍一部自己的作品。以后我会在类型上会做很多尝试，我并不是只忠于或者喜欢一种类型，我自己对科幻片很兴趣，对青春片也很感兴趣。

无论是作为编剧还是作为导演，去讲类型片的故事都是我不变的目标，但是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是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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